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从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他们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来加速中国海军的发展，认识到只有强军才能卫国，没有强大的海军就不可能捍卫国家的海洋权益，就无法抵挡住洋人的坚船利炮。这些思想对以后的洋务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清政府认识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性，继而成立了福州船政局，聘请外国技师帮助建造军舰，创办水师学堂，选派人员出国考察和留学，并开始向外国购买军火和舰船。从英国、德国购买了大量舰船和武器，组建了阿思本舰队和后来的广东、福建、南洋和北洋四支水师，中国海军迅速强盛起来。

19世纪晚期，醉心于战略研究上校马汉用方法，分析总结了14世纪西班牙称雄海洋以来，世界各国强弱盛衰的经验教训，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海洋霸权优于大陆霸权”的新观点，成为海权论的创始人。他强调海洋地理的重要性，以及海洋地理对国际政治和列强地位的影响。马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国，必须首先控制海洋，尤其要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通道。他强调，对海洋的控制，即掌握制海权是决定国家强盛与繁荣的重要因素。为了夺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即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以及能控制战略要地的海军基地。

郑和七下西洋，显示了我国先进的造船业和丰富的远洋航海经验，显示了明王朝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巨大威慑力和影响力。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国际法，海洋上还有许多岛屿没有被人发现或利用，欧洲小国仍在沉睡之中。即便如此，郑和在30年远洋中，仍然未曾侵占别国一寸土地，未曾掠夺外国任何钱财，堪称为一支仁义之师。令人遗憾的是，郑和下西洋却给中国的远洋业、造船业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20世纪80年代，太平洋这个沉睡了5个多世纪的世界第一大洋正在醒来，世界的战略重心也正在东移，横贯全球的大轴心正从纽约—伦敦—巴黎转向洛杉矶—东京—北京，一个前所未有的太平洋时代正在到来。中国属于未来，中国的未来在海洋。太平洋的波涛正在拍击着这个西太平洋最大的濒海国，但愿这狂涛巨浪能够撞击到岩石，而不是那海绵般的沙滩，激起的是那冲天的巨浪，而不是那排排浊流。

我不是个将军，我只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

蔚蓝色的大海象征着青春和希望，它寄托着人类的理想与和平的渴望。大海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洲际的通道，资源的宝库，是人类未来生存的重要空间。有人说，生物是从海洋中诞生的，人类也是从海生物中进化而来的，要不，婴儿在母体中为什么可以漂浮在液体中生存，人汗中的盐分浓度为什么与海水中的盐分浓度相等，人体血液中的盐分为什么与海水中盐分的浓度那么相似呢？或许有一天，人类将出现惊人的“返祖”现象，再奇迹般地移居于海底。

中世纪以前的英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大海成了其对外交往的天然屏障。“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使英国迅速发达和富强起来，海洋成了其对外贸易和殖民争夺的重要通道。海洋使这个仅有550万人口的袖珍小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称霸世界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19世纪，英国仍保持着“第一强国”和“海上霸主”的地位。它先后征服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俄国等海上对手，继而称霸世界各地，其殖民地遍及全球，有“日不落帝国”之称。到1914年，英国殖民地面积已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比英国本土面积几乎大100倍，殖民地人口达4亿之多。

发达国家有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但原料和粮食却掌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手中，只有通过海上航运，才能搭起一座互通有无的桥梁，使双方相得益彰。在国际贸易的航运中，原料和粮食的运量占海运总量的90％以上。在各种货物的海运量中，石油和石油产品约占55％，铁矿石占10％，成件及其他货物占35％。

有人把一国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滞体经济”，一种称为“流体经济”。顾名思义，所谓滞体经济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运转的经济，而流体经济则是指与不同国家间相互交换的经济，也就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流体经济的流动一般借助于三大通道：以铁路交通为主的“大陆通道系统”、以航海线为主的“海洋通道系统”和以飞机为主的“空中通道系统”。